谁杀死了多莉·王尔德？

译自《几近成名的女性》（Almost Famous Women），作者Megan Mayhew Bergman。

 

若你在最后那年见到多莉，一定不会喜欢她。她整日在卧室大喊大叫，不停抱怨着墙纸。她声称自己无法独自待在墙纸糟糕的地方，因为她叔叔奥斯卡就死在这样一个房间里，而考虑到她是叔叔的转世，若再重蹈覆辙难道不危险吗？

“我是不是在自寻烦恼？”她这样问我，全裸着在床上翻了个身。少女时代的多莉拥有运动员般的好身材，但如今，望着她苍白的双腿，我意识到她的肌肉随着年纪渐长已然松弛。有时，她会穿上遍布香烟灼烧痕迹的丝质睡袍，但大多数时候都裸着身子。让她难为情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积蓄和空空如也的娇兰香水瓶——但从不是她的身体，甚至不是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针孔。

我知道多莉想回巴黎的蒙塔龙贝酒店，但酒店已经至少把她轰出来两次，现下烽烟四起，再想进入巴黎也不可能。她结交狐朋狗友，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几乎从不付账单。她会灌下一瓶昂贵的香槟，然后拎着残余酒渣去灶间，和帮厨一起站在后巷抽烟。当多莉还是年轻女子时，变化多端的性情吸引着人们亲近她——因为她深知如何让人对她疯狂迷恋——而现在，她的激烈狂躁却只让人觉得不适。她渴望许多东西：社交、金钱、毒品、一餐热食、性爱。这些需求写满了她的脸；每当她望着我时，我都能在她紫罗兰色的瞳仁中窥见欲望。

“再也没有人端培根到床上给我吃，”她抱怨着，“也没有人用酒店昂贵的信纸给我写情书了。”

“酒店不允许你再回去，”我只是耸耸肩这么回答她。“况且你现在还拥有这间小公寓。”她住在临近贝尔格雷夫广场的切舍姆街，地方不大，有着表面光鲜的地址，里面却一团糟，装潢简陋得就像她在斯隆街发飙时毁坏的医生办公室。

“这里多么阴郁啊，”她叹着气说，“采光不好，女仆总是嘀嘀咕咕的……”

“你把她吓坏了，”我说，但更准确说来是让女仆恐惧得发抖，可怜的年轻女孩不知多少次撞见多莉毫无征兆地脱光衣服，惨烈的宿醉，以及伴随夜晚响彻伦敦的警笛而阵阵发作的疯狂，我也不知是否应该这样描述。多莉每晚必定要注射药物才能入睡，窗外是遭受纳粹空军轰炸的伦敦，街道燃烧成一片火海，老旧屋宇只剩空心的轮廓。

我觉得她对自己生命的态度非常实际：一切都结束了。随着战争和癌症渐渐肆虐，我见她挣扎过，考虑过到底是干脆一死了之还是重新振奋起来，回到知识分子之列，与那些曾经爱慕她，现在却早已不再回复她绝望信件的人们重归于好。

多莉总是嗑药磕得昏昏沉沉，几乎大半天时间都神志不清。我不知道她的药物从何而来，但她总能弄到。副醛、海洛因、吗啡——来者不拒。但即便她这般丧心病狂地给自己灌下毒药，却还为了除臭剂或牙膏的品牌而纠结，为了轻微的皮疹和咳嗽而恐慌，一天给我打好几次电话讨论她无关痛痒的小毛病。

“我发现腋窝里长了一个疹子，必须得立刻去看医生，”她会这么说。“亲爱的，你会带我去，对不对？”

我会。

我对多莉的感情是那种只会存放在初恋身上的爱意，糅合了永无止尽的宽容和念及旧日时光才会产生的情愫。我们从孩提时代起就是朋友。我把华丽的礼服全都给了多莉，因为我没有什么场合需要穿；我痛恨派对。我知道她永远不会归还那些衣服，就算她还回来，裙子也要么皱得不成样子，要么布满污迹。

我必须保持耐心——我不能遗弃她——从很多方面来看，她都是个来日无多的女人。癌症——毫无疑问，但还有另一种死亡正在她的身上发生：曾经拥有炫目美丽的人日渐憔悴，只剩下一具惊恐丑陋的躯壳，这般冷酷无情的真相让人不忍卒视。

我告诉自己，如果在这样的日子里还能爱她，你必定是她狂乱悲惨一生中的挚爱。

我几乎每天都穿过伦敦烟尘弥漫的瓦砾，路过残损的烟囱和悲泣的母亲，泰晤士河边遮暗灯火的住家，匆匆赶去上班的人，只为敲响多莉公寓的门，看看是否一切如常。那是我战时日常轨迹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日复一日的例行事项，做这些事不过是为了确信自己仍然活着。

你是个好人，我告诉自己。你是她唯一的朋友。

◊♦◊

每天下午，她都去卢索餐厅喝鱼汤，有时我会和她一起。她翻来覆去穿同一条蓝色长裙，也许她觉得自己这样穿很好看，也许这是她最后一件名牌服饰。多莉宁可叫人看见她两次穿同一条做工考究的裙子，也不愿穿便宜货。

她揉着自己的肩膀。我盯着因为反复漂白而显得老旧的薄麻印花桌布，小酒馆式的圆桌上摆着病歪歪的花。几丝冬日阳光穿透宽大的玻璃窗照射进来。

“你的大衣呢？”我问道。

她没有回答。

“告诉我。”

“我当掉了，”她说，直直地看进我双眼，好像在质疑我竟然胆敢指责她。我叹了口气。

多莉咽下鱼汤，因为太烫而瑟缩了一下。“我想到在海中溺水的感觉，”她说，把勺子搁在碗边片刻。“想到被浪头击倒再站起来时，膝盖上粘着贝壳，鼻腔因为海水的盐分而刺痛。你记得那种感觉吗？”

我点头。

鱼汤很稀，我想她喝这么难喝的汤一定是在赎罪。我只是礼貌地啜几口；午饭我等下会回家吃。我们家依然雇着一位厨子，吃着黑市买来的食物，我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

“我没什么胃口，”多莉坦白，用勺子转圈搅着汤。“但上周我用最后一点月钱买了一大块卡芒贝尔奶酪，还有一块黄油布里欧许蛋卷。我把酥皮顶上的奶油拿走，剩下的就留在面包房里了，”她说道，一侧嘴角扭曲成一个半真半假的笑。

“为什么你不用纸巾包起来留着晚点吃？”我问。她没作声；我知道她痛恨我含蓄地尝试给她理财建议。她习惯了以自由自在、挥霍无度的姿态活着。我想，她一定觉得这样非常奢侈。

我怀念她那些快乐的故事，她曾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如何在私家花园里听乔治·安太尔的《机械芭蕾》；在阿尔及尔吃无花果时，一位阿拉伯酋长亲吻她被丝袜包裹的腿；在靠自己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私人俱乐部厚重的天鹅绒帘幕后与谷克多分享鸦片。我需要这些故事，我自己从没有过这样的故事。我因为太过富有而无法工作——母亲禁止我去工作——又因为过度胆怯而无法拥有自己的冒险。从学校毕业后——多莉总喜欢问“毕了业又如何？”——我整天读书，在喝茶的时间陪伴母亲，透过多莉间接地感知生活。一直以来事情就是如此，这是我们之间的交易。

“需要甜点吗？”侍者发问。

我们摇摇头，他临走时只朝多莉投去笑容。

“他是巴黎人，”她解释道，在钱包里快速翻动着。“他说我的法语完美无缺，有时晚上会送我半玻璃瓶红酒。”

她放了几个硬币在白色的桌布上。

真抱歉，她对侍者说。我下次来再给你小费。不要紧，他回答。他瘦长的脸上露出近乎同情的神色。他往她的杯子里多倒了一些水，就回到厨房去了。

“我现在看上去是一个男人需要和善对待的人，”多莉喃喃说道。“而不是想带回家上床的女人。”

我在桌上又放下几个硬币，扶着她一起走回她的公寓。

“我在广播里听到，每天晚上你都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会在空袭中丧生，”我说，心想这样的机率听起来还不算太高。

“我被炸死的概率要高得多，”多莉说着，捏紧了我的手。实际上，她更可能死于过量用药而不是空袭。她的房间里遍地都是副醛的瓶子，药物的酸味清晰可闻。

我知道多莉迫切而绝望地想去相信自己的美丽与勇气——二十年前她的确勇敢过，她在一战前线担任志愿救护车驾驶员，躲避着四处飞窜的炮弹，冒着枪林弹雨自己更换轮胎——但我们彼此都知道，现在的她除了跟喜欢扮成男子模样的女继承人做爱，对着德国人大声谩骂之外，便是整日躺在床上昏睡，任幻觉将自己折磨得面目全非。

年少时，我对多莉的世故和经历艳羡不已，嫉妒得几乎心痛；她让我觉得自己脆弱娇惯，见不得大世面。我哥哥和多莉上前线时，我便和母亲一起去教堂准备给士兵的补给包，里面装着浓缩牛肉汁和香烟。我从小到大每天晚上都睡着柔软的床铺，从未见过一个死人，更别说成百上千具尸首。

“你能留下陪我吗？”多莉问，“我们可以读读报纸，我给你泡茶。”

“我想我还可以稍微待一会，”我说，“但我不能误了火车。”

“我给你编辫子，”她说着，把我拉近，“就像从前那样。”

我从没有过任何值得一提的男友。我喜欢被触碰，她知道的。

“你妈妈还好吗？”她问。

“晚上对她来说很难熬，”我说，“即使在乡下，我们还是能听到轰炸机的声音。”

“我每晚都哭着入睡，”多莉说，她抬头注视着街道，“那些声音和震动，我受不了。”

是的，多莉曾是一个英雄。

但她现在只是个胆小鬼，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

◊♦◊

多莉最早怎么会来到我们家的？我记不起来了，但一定是因为我母亲，她一直热衷于收藏奥斯卡的手稿和服饰。她的藏品包括他的两件礼服衬衫，几封私人书信，《道林·格雷》的早期笔记，以及他系列讲座的宣传册，这些都收藏在她房间的一只木箱中。久而久之，我开始相信，我对多莉的执念最初便是从她身上继承的。我的母亲，一个生活乏味的富有主妇，听说奥斯卡的大哥生活贫困，就帮忙付了多莉在贫民窟出生时的费用。多年来，她从多莉的母亲那里买了一件又一件手工艺品，好让她能勉强维持生计。

母亲的钱却没能让多莉逃离被遗弃的命运，她还小的时候就被送进修道院，但在出落成少女时回到了我们身边，带着对我母亲报恩的意图。她每周都来家里和我们共进晚餐，我们所有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爱上了她。母亲喜爱她与奥斯卡相似的容貌。我则爱上她背诵拜伦诗歌的样子，还有她给我的感觉。她以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方式瓦解了我的羞怯，她引我说话让我发笑，她强迫我说出自己的观点——你对长内衣真正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她还偷偷把D.H.劳伦斯的书塞进我的房间，藏在我的丝质枕套下面。她明白我的不安全感，甚至在有次喝掉一大瓶酒后还大声说了出来：“男人啊，你们老鹰似的鼻子，你们当画家永远郁郁不得志，你们骨节突出的膝盖，你们靠家庭而非自己资助的无聊存在啊！”

多莉是我生命中的惊叹号。是她让我感受到爱慕、愤怒、失落。她总是被爱着，这让她容光焕发。

但这道光芒如今已经消逝殆尽。

之后那天，我坐在她的床边，看着她安静地沉睡。我们本该先出门喝茶，随后前往教堂为士兵准备补给包，但她当时状态太糟，根本不能离开家门。我知道在午后的阳光中眼泪会顺着她的脸颊滑落；她失神的双眼对光线极为敏感。她的床单总是湿哒哒的，因为她每晚都为盗汗所苦。我也就由着她睡了。

我发现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小叠用蓝色缎带扎起的信件，就在两个肯定装着副醛的瓶子旁边，信件的边缘已经撕烂了。好奇心攫住了我。我内心深处明白自己不应该偷读，即使最愚钝粗鲁、最放荡不羁的人也拥有秘密，也需要隐私。但我想要相信——我一直以来都渴望相信——我是多莉的姐妹，或者是更亲密的人，甚至是她本我的延伸，因此我如果只看个一两封信并无伤大雅。

多年以来，众多倾慕多莉的智慧与充满兴味的私人信件的人恳求她写一本书，但她从来没写过。她很懒，但我明白，她同样为活在叔叔的阴影中感到痛苦。

“如果他已将世间的才华用尽，我还有什么可写呢？”她有一次这样对我说。

当我打开第一封信时，看到了几页捆在一起的手稿；我对它们熟悉到仿佛是我自己的创作。我意外地发现这封信是写给名叫贝蒂·卡斯泰尔斯的女孩的，多莉称她为乔。一阵嫉妒涌上心头。我上一次感到这种情绪还是多莉从战场回家时，她一刻不停地谈论着乔换轮胎有多么迅速，乔如何将头发剪得如同男子一般——多莉热爱这种女孩，而我永远无法成为这种女孩。

“如果真实发生过就不可能是梦，而是在我熟睡时前来打扰的记忆，对不对？你也会做同样的噩梦吗？

我驾驶着救护车穿越被战火烤焦的荒土，开往凡尔登前线。那是1916年3月，你大概也在别处做着同样的事。地面一片漆黑，覆盖着渐融的白雪。光秃秃的树枝突兀地从土壤中伸出。默兹河好像一整块平滑如镜的冰块，两岸遍地都是未曾引爆的炮弹和残肢。我穿过一座座无名村庄的白色废墟，从南面向苏维尔堡前进。那里的农场、教堂和曾经青翠的原野如今遍布着成堆的德国手榴弹、焦痕和死尸。我的轮子颤抖着在地面的坑洞打滑。我的手死死握住方向盘，直到冻僵的关节流出鲜血。

在这个梦中（也许你也做过类似的梦），我已经连续32个小时未曾合眼。我的手指、鼻子和耳朵全部失去知觉。不知多久没有感到过饥饿。

苏维尔堡离我越来越近，不知是烟还是雾气从远处开凿过的山中升起。我的挡风玻璃裂开，碎片划破了夹克衫。我周身的一切都叫嚣着要我回头，但我不能。继续下去是我的职责；是我逃离故乡的原因；是我梦寐以求的冒险。我以为是这样。多莉·王尔德，救护车司机。多莉·王尔德，爱国者。多莉·王尔德，冒险家。我们确实冒过险，对吗？如假包换的冒险。但我们为之付出了代价，你我都一样。

在梦里我无法回头，醒来后则因为恐惧而感觉恶心，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做当时我们曾做过的事，是否还能再看一眼我们曾目睹过的景象。我们那时不过是孩子，对不对？只是想尽自己绵薄之力的年轻女孩吧？

那段当救护车司机的岁月——包扎受伤的四肢，从头发里抓出跳蚤，伸脚把冰从轮子上踢下去——我以为那是纵情享乐的对立面，只有这样我才能够避免重蹈叔叔不完美人生的覆辙。所有人都说我拥有他的容貌。甚至你也说过：“简直就是奥斯卡在我眼前，但是比他漂亮多了……”

我们见过的种种彻底改变了我。因为那段日子，我从不在婚礼上流泪，我酗酒，我在晚宴上大放厥词。我忘记付我的账单。那段日子让我夜不能寐，在我合上眼后化为噩梦。我无法浪费时间去做切实有用的事，冀望随着我年纪渐长，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告诉我，乔，你觉得世界对我们这样的女人还有一点点善意吗？对任何人还有善意吗？

你的船怎么样？我怀念驾驶它们的感觉。要是我能有辆车就好了。

上一封信中，你说我教会了你灵活变通地进行思考，但我觉得你聪慧过人，没有任何人能教你很多。至于写作，我没什么可以给人看的。世界更愿意听我说话，更愿意看着我。我猜造物主让我来到世间便是为了这个缘由。”

多莉开始微微移动时，我慢慢地将这叠信塞进我的皮包里。她当然会想找它们，但想想她每天失去意识的时间有多长，她一定会认为错放了地方，或是碰到掉进了柜子的后面。

“你来多久了？”她问，舔着嘴唇，伸展手臂。她看起来无比苍老。

“就一会儿。你还是休息吧。”我说。吻了吻她的脸颊，我便离开了公寓。我走路去火车站，意识到日光渐暗，夜晚即将到来。城市看起来异常沉重，半梦半醒，似乎要将自己牢牢包裹起来抵御轰炸，也许这么做确实有必要。

乘上火车，我返回母亲空荡荡的乡间别墅——我从未想过那幢屋子属于我，我是个一无所有的人——我在车上睡着了，醒来之后有些神志恍惚。我再次闭上眼睛，看到了仍处在人生最好年华的多莉。

她缓缓走下阶梯，身穿借来的皮草大衣，打扮成叔叔奥斯卡的样子。一阵沉默笼罩了人头攒动的大厅——有几个女人能让人群瞬间安静下来？多莉可以。

多莉拿着手杖在每一级台阶上轻敲。她扬起下巴，垂下双眼，与站在低处的人们视线相接。她始终没有出戏，尽管演戏对她来说并不困难；多莉在派对上总是表现得如鱼得水，第二天早起却又陷入抑郁。她曾经打扮起来让我们惊叹，现在她又这么做了；第二天她上了报纸：《侄女多莉让奥斯卡起死回生》。尽管我为她着迷，却痛恨看到她的这一面——在狂饮中挥霍着自己的社交成功。她的大笑声穿过房间紧紧扼住我的喉咙。不，我更喜欢私下的多莉。我喜欢多莉坐在我家的藏书室里，膝盖上摊开一本书的样子，而不是仰躺在奢华沙发的扶手上，让某个人，任何人，亲吻她的脖颈。

那一晚我提前离开了派对。

我总是提前离开派对。

◊♦◊

一周之后，我去卢索餐厅见多莉，看到她朋友简妮特也在场时感到很失望。她和多莉都穿得过分讲究，可惜两人都是派头多过金钱，这种女人让我母亲恼怒，我想她们也让我恼怒。

简妮特穿着一件狐皮披风，我走近时听到她用手指敲击玻璃水杯的声音。她在椅子上挪了挪。她像只鸟一样瘦得皮包骨，容貌中上，金发已经开始变暗，灰色的眼睛眨个不停。她点起一支烟，看着自己的手指，似乎对它们无法更快拿起火柴而失去耐性。她把点亮的火举到眼前。

“下午好。”我说。

“我们再要一张椅子来，”多莉不好意思地说，朝侍者挥挥手，她的侍者。

“欢迎，”简妮特说，大喘着气，声音粘腻而哀伤。

她和多莉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了。她们会在巴黎“屋顶上的牛”餐厅相约抽鸦片。

“我喜欢这样和人们见面，”多莉有一次悄悄地告诉我。“和他们一起嗑药。抽到极度兴奋时的对话伴随着奇妙的亲密感。你的防备都不复存在。你变得有趣，充满了某种力量，想要与人分享。”

“我怎么会知道，”我这样回答道。

多莉点点头，以一种既侮辱又同情的方式拍拍我的大腿。

侍者搬来了第三张椅子，我们坐着小口喝水，一言不发。简妮特咕哝着一些可怕的字眼，“死亡和毁灭变得单调”之类的，多莉从桌子前站了起来。

“对不起，”她说，“我去一下盥洗室。”

“给你，”简妮特说，在她破烂的皮包里翻找着，拿出一个印着姓名缩写的小粉盒，“拿去。”

我知道盒子里装满了可卡因。我也知道简妮特认为我一无所知。和多莉生活在一起，这些情况我早已司空见惯，从前我总因此觉得没有安全感，现在却只剩下愤怒和疲惫。

多莉把粉盒放进她自己的包里，带着矫揉造作的优雅穿过餐厅。每当我看着她在公众场合走路的样子，就会想起不知什么人在维多利亚室内游戏“诚实挑战”中写她的一句话：“多莉不是走路，而是像木桩一样滚动。”

多莉那晚在我面前哭了起来。“他们以前总说奥斯卡叔叔像大象一样笨拙。我也是这样。我不是照女人的样子长的。”

我知道她已经很努力地缩短步幅，挺直肩膀。我仍对那个写下残忍语句的人心怀愤恨，这样的话女人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跟着多莉走进散发着强烈漂白剂气味的小盥洗室。粉白的墙壁已经开始剥落，小窗户前垂挂着蓝色窗帘。多莉站在水槽前面，用纸擦拭着她的腋窝，然后是脸。

“癌症让我的汗流得更多了，”她说，皱起鼻子用力吸着。

“我知道那个粉盒里是什么，”我站在她背后说。

多莉什么都没说，只是耸了耸肩，随后继续对着镜子擦脸。

我回到桌子边，双臂交叉坐下。多莉总有办法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暴躁任性的小孩。

“我没钱了，”简妮特说，手在钱包中摸索着。

“有我罩着你，”多莉说着坐下来。我看得出她很不耐烦，只想快点回家，好远远逃离我的指责，也可能是逃离简妮特瘦削抑郁的脸。不过，尽管她讨厌必须忍受不愉快的社交场合，她更痛恨孤独。

我曾经看过多莉的黑色册子——里面记满了联系方式：一夜情对象，戏院男孩，毒贩，医生，江湖郎中，护士，前女友，贵族，艺术品窃贼，鸡奸犯，艺术家，赛车手，女演员，作家，业余哲学家，政客，士兵，家庭主妇。她一点都不挑，最近容不得她挑了。她只想要人陪，或者用药陪也行。她甚至去废弃的地下车站，屋顶还有天知道什么鬼地方参加派对。

我们和简妮特告别，沉默不语地走去多莉的公寓。

“我很惊讶，”我们走到前门时她说，“你竟然还有精力来对我感到失望。”

“我不是失望，”我说，紧握住她的手。“我只是担心。”

“我又拖延房租了。”

我从包里拿出了几张纸币塞进她手里——那是我月钱的一半。我从不擅长拒绝她，我想成为对别人有用的人——对任何人都行，尤其是多莉。我们相识数十年，帮助她早已经是条件反射。

她吻了吻我的前额。这是姐妹之间的亲密动作。

“要我来就打电话，”我加上一句。

她点头，门锁在她身后咔哒一声落下。我赶去乘火车，突然发现每次和多莉见面之后都感到精疲力尽。但我只能通过这一次次拜访逃离陪伴母亲的单调生活，逃离那些坐在广播边喝茶的时光，逃离日复一日漫长枯燥的阅读，逃离面对画架上糟糕作品时心生的不满。

走过几条街，我听到有什么东西在垃圾箱后移动的声音。装满腐烂蔬果的板条箱中，一只棕色的狗瑟瑟发抖地蜷缩着，它如此瘦弱，我几乎能数清她的根根肋骨。小狗张开嘴，露出残损发黑的牙齿。我慢慢后退，心中暗暗希望自己手中能有几片面包，或任何可以给它的食物。

我狂奔进了车站。

安全上车后，我拿出多莉的信，从里面挑出几封来读。这已经成为我的习惯。这封信是写给娜塔莉的，她是多莉在巴黎间歇同居的情人，我去她的小花园拜访多莉时，她和我之间从来都无话可说。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昨天说的话。我知道我已经待得太久，不再受你们欢迎，但罗梅因竟然骂我是一只老鼠——我的火气一下就上来了。我会想办法修补花瓶，亲爱的。

我有时会想，我是个残缺不全的人。上个星期，香槟木塞砰的一声弹出就让我惊出冷汗。如果我盯着火光太久或者闻到某些品牌的香烟和茶，就会想呕吐，好像凡尔登的夜晚再度降临。最亲爱的娜塔莉，请理解——我的梦中布满了烧焦的血肉。”

这些信件是草稿，还是从未寄出？我折起纸页，小心翼翼地系上缎带，转眼盯着窗外。多莉习惯于利用我和娜塔莉这样的人；这早不是什么新闻了。多年以来，我让自己相信她之所以必须依赖他人，是因为她没有收入也并不想结婚。有些年月里，我对试图拯救她，对必须诱哄她走上本该顺理成章的非凡道路而感到厌倦。她的卓越与英姿决不应该仅是一个个瞬间，而应该是长长的一生。

一阵巨大的不安笼罩了我。火车行程如此漫长，寒冷而寂静。

◊♦◊

我下一次到她家门口时，门却迟迟不开。是女仆给我打了电话。

“我两天没见到多莉了，”她说，“但我能听到她的声音，她又开始咆哮了，还朝着墙壁砸东西。我觉得你应该来一趟。”

“我明天一早就去，”我答道。“给她弄点咖啡，要是有面包就更好了。”

感觉到女仆的犹豫，我加了一句：“我会付你钱。外加服务费。给她准备点吃的喝的，让她知道还有人关心她。这很重要。”

第二天上午10点，我到达多莉家时，那里一片死寂。我敲门——毫无反应。没有脚步声，没有问候，没有咒骂。我突然觉得也许无可避免的时刻还是来临了，她也许真的用药过量。我试了我的钥匙，但没法让门移动一丝一毫；她用什么东西把门抵住了。

“多莉！”我大叫，用力推着门把，透过微微开启的缝隙喊道，“让我进去。”

我把耳朵贴上缝隙。屋里传来微弱的抽泣声，一会儿之后哭声变响了。我更用力地推动门把，但徒劳无功。至少她还活着。

因为她的公寓再一楼，我便转去外面的窗口不停地敲打着。

“多莉！”我大叫，一次又一次。“让我带你回家，让我带你去乡下。”

一个中年男人打开窗户，低头冲我大叫：“你们两个能不能收敛一点？非得老这么大喊大叫吗？”

我怒视着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兴起伤害别人的冲动。我朝火车站方向走去，然后掉头返回多莉的公寓，我感觉自己还有些事情没有做完。我还可以更努力。我还可以多做一些。

◊♦◊

我应该和你们谈谈多莉的死。没有人来参加她的葬礼，除了我和另外两位朋友，其中一位还拄着拐杖。她下葬的夜晚，城里因为空袭化作一片火海；我们能远远望见升腾的烟雾，而且，所有人都因为恐惧动弹不得。也许，我迫切渴望弄明白多莉生与死的来龙去脉。但又有什么区别呢？还有什么能胜过这延宕整年的苦难？又有多少我们相识相爱的人每天在这世上死去？

警察查不出死因，我觉得他们也不在乎。她只是一个罹患癌症，来日无多的瘾君子；每天有那么多孩子担惊受怕，那么多英雄出生入死，她的这条命又算什么？

验尸官出具报告后，他们要我去认尸。我记得自己在停尸间低头望着她的脸庞。那是一张阔气的脸，如同圆月，别具一格，可惜像在效仿她的叔叔，难以称之为独一无二。她的双眼紧闭。我能清楚地看到注射的痕迹，还有她脆弱的头发。那朵社交界的名花，芳华绝代的性感女神，口若悬河的谈话者，再也不复存在。这里残存的不过一具饱受摧残的躯壳。

“该死的，多莉，”我说。

到头来，我再也无法自欺欺人，我无法认为她是个好人，或是一个有价值的社会成员。到头来，她的变化让我再也无法忍受。这场自我放逐太过令人恶心，急转直下教人难以接受。

也许是战争让我们迷恋荣耀与勇气。

也许只是我失去了耐心。

◊♦◊

我年少时曾给她写过一封情书。我告诉她我想要更多。我告诉她，她是如此美丽，一定能够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伟人，我可以帮助她，只要她愿意接受我。那年她22岁，刚从战场归来。我是那么想念她，想得胃都绞痛成一团。她来家里拜访时，我不顾仪态匆匆跑去迎接她。

她从未回我的信，一副什么都没有收到过的样子。我因为太难为情不敢问她，更不敢强迫她作出决定。

现在，读着她的信，对于这个我自以为爱着的女人，我好像了解得更多，又好像了解得更少了。也许我唯一了解到的是，她心底有着我想象不到的秘密与伤痛。也许这个世界对不同凡响的女性从来都充满恶意。也许没有一个地方配得上这位女中豪杰，能让她安度人生的黄金年华，如同男人一般受到高歌赞颂，也许从这样的赞美声中，她能够获得活下去的力量。

在那叠泛黄的信件中，我找到一封未寄出的信，收件人是我。信的年代已久，写于她第一次远赴法国，而我在无数个夜晚彻夜不眠为她担心的时候。

“亲爱的，我们的友谊中最让我忧虑的一点，是你我生活在不同的宇宙。你说你想了解，你希望与我同在，那就让我和你说说我的一天吧：

我把救护车倒回帐篷里，跳下驾驶座，脚踩上坚硬的地面，雪深至脚踝。我打开车后门。一股混合了坏疽和呕吐物的腐烂臭味扑面而来，我干呕着，用肩膀堵住自己的嘴。两趟运载之间没有时间清理救护车。

现在是早上6点，轰炸停止了，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窗口出去收集尸体。那些包裹着层层脏污羊毛毯的英勇生还者，已经形如鬼魂，却仍以诡异的迅疾动作将伤者拖出战壕。废墟中露出半截尸体，伸长的手臂仿佛准备再扔一个手榴弹。

我踹了轮胎一脚，检查气压是否正常：你可不想陷进路里，因为伤员在路上会慢慢死去。好轮胎能救命。我的轮胎没事，所以原地待命。

16个，一个士兵给了我人数。我点点头，用发抖的手把数字记上一个小小的黑色笔记本。

妈的，我想。

我永远也想不明白他们如何判断哪些躯体能够活下去，但他们送来的第一个伤员已经不成人形。血肉因为烧灼从他身上——或者说是从他仅剩的身体上片片剥落。他没有头发，没有鼻子和嘴巴，只剩眼睛。一张浴火的脸。我无法分辨这个人，这具身体，究竟是想活下去，还是想死。

我痛恨他们要我看到这样的场面，因为我知道这种状态有多么令人绝望，因为我知道如果自己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而同时一颗火焰弹被投出——

但我还是握住了这个士兵的手——他仅剩的那只手——我一边把他安置在救护车后面，一边唱着歌。我唱的是《在明亮月光下》，我一点都没有颤抖，尽管我怕得要命。

剩下的15个伤员也上了车。有的患上战壕足，有的失去了手臂，有的双腿插满弹片。

我爬进救护车，发动引擎，从帐篷开出来。我听到车后传来一声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是野兽发出的哀嚎；我知道是那个烧伤的人。我尽可能快地开车，战机在头顶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开上通往大本营的那条结满冰的道路时，我知道，等我再次打开车后门时，他不可能还活着。

多年后，我仍然想象着活在那具躯体中会是怎样的感受，哪怕只有短短一瞬。

我从没听说过女人会有这样的感觉，离开战场返回家中之后，我是否还期待着能再次美丽起来？我内心再也感知不到美丽。我想尊重为国效力的人，我想去继续照顾伤员。但我回家后，谁会来照顾我？你会吗？

多少次我在梦中看到那个烧伤士兵的双眼。多少次我试着透过那双眼睛去看透这个世界。我再也弄不明白怎样的生命才值得拯救。我现在知道了，我永远也无法理解生命，你也一样。”

◊♦◊

还剩下我最后一次见她的事没说完。那个下午，我转头走回她的公寓。我用整个人的重量撞门，直到胯部淤青才终于进去，将门在身后锁上。我用上全部意志力好不容易将她用来堵门的箱子挪开。我强行闯进她的卧室。她翻身看着我，沉默而震惊，目光仍是一片呆滞。

“你一点都没好好照顾自己，”我说，提高了声音，“你太过分了！”

她呻吟了一声，脸朝下埋进枕头里。“明天，”她咕哝着，“我保证去哄伦敦的小孩开心。还有那些躲在乡下的小孩。”

“你说的都是空话，”我说，“你也许年轻时候曾经这么做过，但现在不同了。你在荒废自己的生命。你懒惰，你一团糟，我再也受不了了！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闭嘴，”她说，“闭嘴，闭嘴，闭嘴。别再说了！”

她试着从床上下来，好像要来追我，但体力不支瘫倒在地。先是双膝跪下，然后再次失去了知觉，四肢伸开如同一具尸体。

我把她拖去浴缸；她意识模糊，毫无用处，累赘得像块石头。她全身赤裸地在冷水中醒来，伸手打了我一巴掌。我狠狠地打回去，感觉很好，感觉太好了。

然后她大笑起来。

多莉唱着：

小鱼过得快快活活

在海里

生活碎屑转瞬即逝

小小的他们自得其乐

在海里

“D.H.劳伦斯，亲爱的！”她说，向后仰起头。“你不喜欢吗？你不记得了吗？”

她朝我脸上泼水，我愤怒地坐在那里，气得要命。我随她躺在浴缸里，开始清洗瓶子，打扫浴室——地上有血。

“该死的，多莉。”我说。

“我需要睡一觉缓缓神，”她打断我，笨手笨脚地去够浴室柜子上的副醛。

“你注射得已经够多了！”但在我抓住她之前，她已经拿到瓶子。

——老天爷啊！

我就这么让事情发生了。因为这样才是慈悲。我再也无法忍受，再也不能看着曾经艳光四射的多莉堕落至此。

杀死她很容易；因为她希望我这样做。她以女人对女人的方式要求着我。我甚至不确定她知不知道我是谁，但她向我伸出手臂，随后是大腿。搁板上有针头。

“更多，”她说，“我还要更多！”

站在我周围的，是所有的杀手。我的哥哥。我的邻居。我祖国的同胞。我异国的敌人。

每个人都会达到临界点。

每个人都有能力彻底改变自己。这是战争教会我的：我们杀死彼此，杀死自己。就算我们睡在高档酒店柔软的法国布草上。就算我们拥有穿不完的华服。就算我们喝着香槟，任由他人在煤矿做苦工，在维米岭战役中朝生暮死，任由一切散发着坏疽的恶臭。我们一直以来就是如此，人人心中都住着杀手。这是生而为人的必要条件。

世界仿佛被一个火球吞噬了。今天我沿着斯隆街散步，途径贝尔格雷夫广场附近的小公寓，那里内部装潢糟糕却拥有光鲜的地址。这是我战时日常轨迹的一部分，我借此确信自己仍是一个正常人，并且仍然活着。

那又怎样呢？